儒家的仁愛學說

(一)孔子的仁愛論

儒家文化的創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前479年)，字仲尼，魯國昌平鄉陬邑(今山東曲阜)人，是儒家文化的開創者。提倡“愛民”、“養民”、“惠民”、“裕民”。人是最根本的，在人的管理上，必須施以“仁”、“愛”。

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有三千弟子，賢弟子七十二人，為當時的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孔子教導人們以“仁”為出發點，提倡人類重視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做有道德有教養的公民；在人事管理方面，儒家主張以禮待人、講求信用和尊重別人，促進人際關系的協調，主張上級對下屬應寬厚謙和，而下屬則應忠于職守。

在孔子之前就有關于“仁”的記載。最早在《尚書》和《詩經》就有了“仁”字，《左傳》和《國語》中“仁”字出現的頻率則更高了。因為在春秋時期，奴隸制走向崩潰，封建制開始建立，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十分尖銳，奴隸起義此起彼伏，諸侯之爭愈演愈烈，生靈涂炭。孔子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仁”的觀念的。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字是人字旁加個二字，兩個人相處之道即為“仁”。“仁”是人們相處、相知、相愛之道。東漢古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說：“仁，親也。從人二。”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又進一步注解到：“親者，密至也。從人二，相人偶也。人偶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者無偶，偶者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孔子在《論語》中反復論述“仁”，“仁”在《論語》中共出現過109次。“仁”的概念非常寬泛，如當樊遲問孔子什么是仁時，孔子回答“愛人”。孔子又說：“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孔子以孝悌為仁之根本。孔子說：“君子篤于親，則民興于仁”。有子說：“其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弟子人則孝，出則弟(悌)”。仁的基本精神是“愛人”、“忠恕”，孔子用“愛人”來解釋“仁”，用“忠恕”來實現“仁”。孔子的“仁”還包括“忠恕”之道。所謂“忠”是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強調君主只有“上孝于親”，“下慈于民”，才談得上臣民對君上的忠誠。居上位的君王應“守禮”、“正身”、“修己”，以身作則，這才能使臣下心悅誠服，真正做到以忠事君。所謂“恕”，就是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孔子所提倡的“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的品德。孔子的忠恕之道，是一種推己之心以愛人的精神。“忠”者，有誠懇為人之心，“恕”者，無絲毫害人之意。孔子“仁者愛人”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順應了當時奴隸解放的潮流。

對不同弟子對“仁”的提問，甚至是同一個人(如樊遲)的三次提問，孔子給出的回答也是不同的。仁學是儒家的精華所在。“仁愛”是道德之本，是人格的基礎。孔子說：“仁者，愛人。”又說“仁者，人也。”其中“仁”是指“能行五者于天下，為仁矣。”這五者為“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恭、寬、信、敏、惠即莊矜、寬厚、信義、勤敏、慈惠，這五條加起來即是“仁”。孔子認為只有莊重的人才不會受人侮辱，寬厚的人才能受人愛戴擁護，講信義的人才能得到別人任用，勤奮機敏的人辦事才會有成效，能給別人以恩惠的人才能指揮別人。那些能體察百姓、取信于民的君王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擁護，而那些不能體察百姓的君王則無法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擁護。孔子非常重視統治者的這種德行。盡管“仁”的這一層概念是從統治者的角度出發的，但是它要求統治者把人民放在第一位，這在春秋時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一個有“恭、寬、信、敏、惠”的人，就能夠身體力行，達到完美無缺的境界，而要想達到這個境界，先要做到愛人。“仁者”就要“愛人”。“愛人”是達到“仁者”境界的前提條件，而“仁者”是“愛人”的結果。為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要以個人的愛為出發點，最終形成人類的愛。“仁”是最高境界，是人在社會上立身處世的標準。“仁人”是品德高尚的人。孔子的仁學奠定了儒家以民為本的人本思想和仁政學說的理論基礎。

(二)孟子的性善論

孟子認為人具有先天或先驗的善性。他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在孟子看來，“四心”即為“四端”，為仁義禮智，而仁義禮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說，人的本性是善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屬于仁，羞惡之心屬于義，恭敬之心屬于智。仁義禮智這些道德并非是外部賦予的，而是與生俱來的，關鍵至于能否充分發揮個人的善之本性。

孟子的主張“性善論”。“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從人的天生素質來看，可以使他善良，這就是所謂的人性善。至于有些人不善良，不能歸罪于他的素質。

孟子的“性善論”包含三層意思：

(1)人的素質，可以為善。這里的人的素質，指的是區別于動物的道德屬性。“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人和禽獸的區別只有一點點。老百姓丟棄它，君子保存它……這里的仁義，就是人區別于禽獸的屬性。在孟子看來，仁義屬性是人人具有的。無論是庶民丟棄它，還是君子保存它，人畢竟是人，而不是禽獸，他那一點點的道德本性，只需通過適當引導，就可以表現出來的。因此，人的天生素質是可以為善的。

(2)仁義禮智，人所固有。“仁”來源于人的惻隱之心，“義”來自于人的羞惡之心，“禮”來自于人的恭敬之心；“智”來自于人的是非之心。

(3)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既然人性本善，那么為什么有人為善，而有人作惡呢?這完全取決于人們對于其善之本性的取舍。孟子相信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一經探求，便會得到；一經放松，便會失去。

孟子的性善論認為性善是屬于先天的，而惡是起于后天的；善是內在因素，惡是外部因素。因此孟子主張尊重人們的道德修煉。

（三），荀子的性惡論

“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是茍子人性論的中心命題，茍子的性惡是針對孟子的“性善論”的，他批評孟子的性善說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性偽之分”。茍子所說的“性”，有兩層意思：

(1)一種與生俱來的屬性，而不是通過后天學習而形成的社會屬性。“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是一種天生的、自然而然的東西。

(2)“性”的具體內容相當寬泛、復雜，既包括人體的生理器官，如耳、鼻、口、舌等及其對衣食聲色的情欲，“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性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茍子所講的“性情”，指的是人的本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即人與外界事物接觸后所產生的本能反應，也是人的本性反應，因為這些反應都來自于人的性情，一旦和外界事物接觸，就會自然而然地產生這樣的反應，而不是后天所能學到的，所以也是人的自然本性。

至于“偽”，荀子是這樣闡述的：“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后成謂之偽。”這前一個“偽”，指的是人的行為本身；后一個“偽”，指的是經過人類行為的反復積累而形成的一定的社會規范，是“圣人”們經過反復思考、總結人類的行為習慣，而制定的。這些社會規范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因此并非來自人的本性，而是后天行為。荀子在《性惡》篇中，從各個角度論述了“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

(1)從“惡”和“化”的關系來分析，因為人有“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的本性，如果任其發展而不加以引導，那么這些自然屬性就會轉變成惡劣的本性。

(2)從“化”、“善”的角度，有著惡劣本性的人通過禮義教化也會棄惡從善。

(3)從“生”、“學”的角度，人性是天生的，而禮義法規是后天制定的，是通過學習可以獲得的。

(4)從“樸”、“導”的角度，人的自然屬性(樸)是“好利”、“有欲”的，善是對這些自然屬性的引導(導)。

(5)從“行”、“性”的角度，“行”為好的德行，而“性”為人的自然屬性，好的德行并不一定是與生俱來的自然屬性，是要經過后天的教育、引導才能得到的。在荀子看來，既然人的本性本來就是惡的，那么，國家的統治者們就要運用必要的禮義規范對人民百姓加以適當的引導，使之向善、從善，這樣就有可能治理好國家。茍子的“人性惡”的論斷是：“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今之人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茍子認為這些生理和心理需求“必出于爭奪，合乎犯分亂理而歸于暴。”因此，他得出結論：人性是惡，而非善。他認為人性是惡的，人的惡性是先天的，而人的善性是后天的；惡為內因，善為外因。所以他主張化性起偽，重視人們的后天教育和學習。

荀子的邏輯是亂和窮的根源在于人們無窮無盡的追求欲望的自私自利本性，所以人性是惡。這個惡字并不是兇惡、惡毒的意思，而是指引起爭奪、動亂貧窮的人生而有立的欲望。在荀子看來，人的欲望是天生的，是不學而會，不教而能的，人人都是一樣的。他說：“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由于“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必亂，亂則窮矣。”荀子主張以政富民，即依靠國家實行正確的財政經濟政策，使人民富裕起來。他說：“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富國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輕田野之稅”即減輕農民的負擔，使農民有改善生活和積累向農業生產投資的能力，從而達到富民的目的。荀子主張減賦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人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強，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荀子把輕稅或厚斂當作關系到國家存亡的至關重要的財政政策，同時他還提出了“上下俱富”的思想。

來源：中國管理整合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