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己知彼
對圍棋有所了解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偉大的棋譜都是蓋世高手在殘酷的激戰中產生的。馬甲曾談過吳清源和木谷實的生死對決，主體也談過聶衛平和馬曉春的紋枰恩仇，現在看來主體和馬甲的這場大戰也遠沒有到了結的時候，因為兩人似乎一開始都低估了對手，相互交手都是用的花架子，沒有使上內力，看起來斗的熱鬧，其實都是花拳繡腿，這點雖然被一個叫“獨抱孤懷”的家伙一眼識破，但主體也沒有在意。只是當馬甲在本博的私下留言里說主體理論缺少的是身份辯識時，主體不得不意識到遇到的確實是高手，從此不敢再掉以輕心，也希望在這里的“博弈”中留下一些真正經典的東西。
一、從“普世哲學”到“實踐哲學”
馬甲說的沒錯，主流經濟學直到澤而騰和海薩尼才意識到身份辯識的重要性，這是什么意思呢？其實這就是主體此前一直批判的傳統哲學和經濟學都是“目中無人”的學問，即使有些理論打著“以人為本”的旗號，但實際上并沒有真正研究人本身。因為人與人之間是有差異的，但是這些理論中所說的“人”都是無差別的抽象的“概念人”、“生物人”、“機械人”，而不是有情感和能力差異的實實在在的“具體人”，這樣的理論把人都裝入一個模子進行研究，然后得出普遍性的結論讓所有人都接受，哲學上這就叫“普世主義”。后現代主義哲學批判的就是這個東西，所以西方很多建立在后現代哲學基礎上的學說已經在規避這個缺陷，經濟學中對博弈論的研究就代表著這個趨勢。
那么主體管理學是怎么解決這個問題的呢？
其實很簡單，因為主體管理學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思維，在中國傳統思維中從來就是將人區別對待的，比如儒家的因材施教，比如孫子的知己知彼，都是建立在“人是有差別的”這樣一個前提假設的基礎上的。
主體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經說過：所有的博弈其實都是“自己”和“自己的判斷”之間的博弈，那么這里就存在一個“對自己的判斷”和“對對手的判斷”的問題，實際上正是孫子所說的“知己知彼”。所以，這里再提供一個模型，作為“知己知彼”的分析工具。
二、人分三六九等
我們接受的是“人人平等”的教育，因而從內心里對于將人分為三六九等非常反感，所以主體在這里對人進行分等分類，無疑會遭到很多人的鄙視，即使口頭不說，內心也會不服。好在主體本來就沒有打算要迎合所有人，也就不會過于考慮人們聽了受用還是不受用。
雖然我們不愿意承認，但是整個社會一直在自覺和不自覺地對人進行分等，最原始的分等依據是“體力”，即強者為王，人們崇拜的對象是孔武有力者，并且有各種各樣的“機制”來嘉獎“體力”過人者。
接著的分等標準是“智力”，人們開始了對“智者”的崇拜，西方有“哲學王”，中國有諸葛亮，而西方學界更是研究出了“智商”這樣一個衡量指標，曾經將高智商等同于成功。
后來發現光有智商還遠遠不夠，于是又有學者提出了“情商”，結果又風靡一時，認為情商高的人才能達致成功。
最近，同樣是《情商》的作者丹尼爾·戈爾曼又推出了《社交商》，自然是認為“情商”也不足以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差別，仍在繼續探索決定人們成功的因素和衡量人成功的標準是什么。
并不是主體看不起當代西方的一些社會科學學者，實在是因為他們的哲學修養和境界與他們的前輩相比差得太遠，更不用說與他們的老祖宗相比了。他們固執地認為現有的西方社會就是最完美的社會形式，從而堅持他們的工作就是對社會現象的簡單解釋，而缺乏一種徹底的批判精神和向其他民族優秀文化學習的境界。
因為在關于人的研究問題上馬斯洛已經達到了最高境界，他在晚年通過對中國道家文化和儒家文化的深入研究，已經建立了融合中西文化最高精髓的理論體系，只要沿著這個方向走下去，就會更快地接近真理，可是某些“流行派”學者為了迎合“西方中心主義”的世俗，固執地堅持著庸俗化道路。
更可怕地是我們國內的很多學者和媒體，盲目追逐西方的潮流，不僅背叛了我們自己的祖先，也是對西方最優秀文化傳統的背叛，這是一種雙重背叛，正是這種背叛使我們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園，我們現在不得不在近乎廢墟的基礎上來重建自己的家園。
為什么說馬斯洛接近了真理呢？
因為他提出了對成功的衡量標準就是“自我實現”，而自我實現簡單來說就是“實現了自己想做而且能做的目標”。
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說，衡量一個人是否成功，并不是看他與別人的簡單橫向對比，而是綜合考慮自己的欲望和能力的結果。
下面通過幾個例子來簡單說明一下成功有哪幾種類型：
1．某個農民將自己的人生目標設定為做一個最好的農民，于是他一輩子不斷琢磨農活，在地里精耕細作，種出的莊稼比別人的收成都要高，不僅受到別人的贊許，他自己也自得其樂。這是一種形式的成功。
2．另外一個農民則不甘心一輩子臉朝黃土背朝天，他強烈地不滿足于現狀，堅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立志干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同時正好社會的變遷又給他提供了機會，于是他拋掉鋤頭拿起武器，將社會上涌動的暗潮引導為現實的力量，完成了一次對既有社會結構的顛覆，自己不僅實現“九五之尊”的夢想，而且為自己的家族開辟了數百年的基業。
上述兩個例子都是馬斯洛的“自我實現”者，當然這種極端的情況非常少見，絕大多數人是從當兵的時候就夢想當元帥，最終元帥沒有當成，可能就是個團長、師長之類，應該算是局部的成功吧。而成功的程度表面看來取決于別人的評價和自我的肯定，實質上更主要的因素是取決于起點到終點之間的高差，高差越大成功的評價指標越高，不論別人的評價和自我評價，基本上都以此為標準。
所以，我們對“成功”的定義就是：做成了自己“想做”而又“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說成功的標準更多的不是與別人的橫向對比，而是與自己的縱向對比。相應地，不成功的情況也就是“眼高手低，一事無成”、“心比天高，命如紙薄”之類。
我們進一步分析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成功標準實際上是由兩個指標的結合來實現的，即“想做什么事”和“能做什么事”，在主體管理學中將前者定義為“主體意識”，后者定義為“主體能力”，簡單解釋如下：
主體意識（含潛意識）：主體對自己的欲望、需求、目的、設想等主觀意愿的認知，包括潛在意識。即清楚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事。
主體能力（含潛能）：主體對自己的素質、能力、資源、條件等客觀因素的認知，包括潛在能力。即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事。
三、雙指標系統的分析模型
我們用這兩個指標建立一個坐標系，就可以對“自己”和“對手”進行分析和判斷了。
1．對管理者的分析和判斷
簡要說明：
（1）曹操型領導：主體意識和和主體能力雙高，戰略能力和執行能力超強，自己既能制定戰略，又能執行戰略，基本上不需別人的輔佐。需要的只是參謀型人才，決策權和執行權都自己掌握。
（2）孫權型領導：執行能力超強，戰略能力偏弱，所以需要智囊型人才輔佐，如外事問周瑜，內事問魯肅。決策權部分授出，執行權基本自己控制。
（3）唐僧型領導：戰略能力超強，執行能力偏弱，所以需要執行能力超強的孫悟空的輔佐。領導者需要做的就是隨時糾正方向。
（4）劉備型領導：不甘居人下，但既缺乏戰略能力也缺乏執行能力，所以需要三顧茅廬請來諸葛亮既制定三分天下的戰略，又事必躬親地負責執行。領導者只需全面放權就行。
2．對被管理者的分析和判斷
（1）諸葛亮型員工：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都非常強，管理方式就是充分的信任和授權。
（2）孫悟空型員工：主體能力很強，但目的性比較差，隨意性較大，所以需要經常念念緊箍咒。培訓目標是提高其主體意識。
（3）馬謖型員工：主體意識很強，主體能力比較差，屬于眼高手低類型，避免授予實權。培訓目標是提高其主體能力。
（4）沙和尚型員工：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都比較弱，需要詳細地告訴他“做什么”和“如何做”。培訓目標是不斷提高其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
四、補充說明
為了進一步表明自己的觀點，并對上文進行支持，這里特簡要說明一下本人對中西文化精髓的理解：
1．中國文化的精髓：實踐、務實、實事求是。所以中國傳統中很少純粹形而上的哲學和宗教，即使外來的宗教也世俗化了。可以說“哲學即生活”。
2．西方文化的精髓：不斷地建構和解構，建構才有積累，解構才有發展，兩者缺一不可，所以黑格爾的“辯證法”成為集大成者。因此我們在吸收西方文化中優秀“現成產品”的同時，千萬不可將“批判精神”丟掉。
五、案例
最后舉一個“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案例：
瑞士，這個面積不到4.2萬平方公里，人口不到420萬的小國，已經有600多年沒有經歷過戰爭。它周圍與德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接壤，兩次世界大戰都免于戰禍。究竟是什么原因能夠保證瑞士“獨善其身”呢？
秘密在于瑞士“全民皆兵”，他們沒有打過仗的原因正是他們隨時都在準備打仗。在瑞士，無論是怎樣小的村莊，至少都有三樣東西：禮拜堂、咖啡店和打靶場。瑞士人的軍事知識非常普及，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皇威廉二世很想入侵瑞士，瑞士人知道了，就請他去參觀，等他親眼看到了以后，就決定取道比利時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希特勒曾三度準備入侵瑞士，可是最后都放棄了。因為按照德國人的計算，入侵瑞士至少要死傷100萬以上的德軍，實在是得不償失。
來源：中國管理傳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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