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的學生愛德華·費根鮑姆回憶說，有一次他問老師：“為什么你能掌握這么多的領域的學識？”西蒙的回答使他難以忘懷：“我是沉迷于單一事物的偏執狂。我所沉迷的東西就是決策”。縱觀西蒙的一生，雖然涉獵了眾多領域，但他最核心的研究卻一直圍繞著組織內部的決策而展開。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中，他特別強調：“決策幾乎與管理是同義的。”在《管理行為》第一版前言里，他說：“除了幾個假設的結論以外，我沒有任何管理原理。如果一定要說本書包含了什么‘理論’的話，那就只有：決策行為是管理的核心；管理理論的詞匯必須從人類抉擇的邏輯學和心理學中導出。”在《管理行為》的第四版導言中，他又說：“決策制定過程是理解組織的關鍵所在”。這些論述，在眾多的管理學著作中演化為一句名言：“管理就是決策。”
決策基礎
西蒙決策理論的核心概念和根本前提是“有限理性”。對此，西蒙的研究中有一個著名的“螞蟻”比喻：一只螞蟻在海邊布滿大大小小的石塊的沙灘上爬行，螞蟻爬行所留下的曲曲折折的軌跡，絕不表示螞蟻認知能力的復雜性，而只表示著海岸的復雜性。當我們把人當作一個行為系統來看的時候，人和螞蟻一樣，其認知能力是極其單純的。螞蟻在海邊爬行，它雖然能感知蟻巢的大致方向，但它既不能預知途中可能出現的障礙物，其視野也是很有限的。由于這種認知能力的局限性，所以每當螞蟻遇到一塊石頭或什么別的障礙時，就不得不改變前進的方向。螞蟻行為看起來的復雜性，是由于海岸的復雜性引起的。同樣，人們在決策中就有點像這種海邊的螞蟻，只能根據有限信息和局部情況，依照不那么全面的主觀判斷來進行決策。此外，人們的技能、學識、價值觀等因素也會影響到能否進行正確的決策。可以說，管理者擁有“知識”的程度，決定著他決策和行動的合理性和滿意化的程度。同理，西蒙對待科學研究也是這種態度。在197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講中，西蒙曾說：“在經驗科學中，我們只想逼近真理，我們不幻想我們能找到一個單一的公式，或者甚至一個相當復雜的公式，能掌握全部真理，并且不包含其他東西。我們安心于一種逐步逼近的戰略。”
決策要素
西蒙的決策理論吸收了不少巴納德的思想和觀點，但與巴納德在決策的前提設定上卻有著根本的區別。西蒙認為所謂的決策要素可分為事實要素和價值要素。事實要素是對環境及環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種描述（信息）。價值要素是關于管理者對某種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對該事物的某種判斷。西蒙的一個創造性貢獻，就是對這兩種要素進行了方法論的闡釋。在他眼里，價值要素和事實要素的區分相當于目的和手段的區分。因而，價值要素和事實要素是可以轉化的，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肯定會轉化。行為目的的確定，屬于價值判斷的范疇；為實現目的采取什么辦法最有效，則屬于事實判斷范疇。西蒙曾多次強調：“不應把決策本身看成不可分解的單位”，而應“視為由前提推出結論的過程”。決策是一種“鏈式”反應的過程，人們的行為目的總是逐步實現的，在決策的每一步驟中以及在多個決策組成的復雜決策中，上一步驟或者上一決策所要達到的目的，反過來又是實現下一步驟或下一決策的手段。因此，在決策過程中，初始階段以事實判斷為主，隨著這一過程向最終目的逼近，從決策的整體過程來看，事實判斷所占的比重越小，價值判斷所占的比重越大。這種“手段-目的”分析框架，克服了以往的兩分法（如行政學中的政治與行政兩分法，經濟學中的公平和效率兩分法等等，歸根到底就是方法論中的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兩分法）的對立狀態，用二者的轉化把它們統一起來，從而跳出了此前管理學中追求“價值中立”的偏失，為道德因素在管理學中的地位提供了理論依據。
決策類型
西蒙認為，決策可以分為規范性決策和非規范性決策兩類（國內的書籍往往稱為程序性決策和非程序性決策，這種稱呼，容易同西蒙提出的決策過程四步程序相混淆）。所謂規范性決策，就是那些帶有常規性、反復性的例行決策，這種決策可以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來處理，如為普通顧客的訂貨單標價，辦公用品的訂購，生病職工的工資安排等等。所謂非規范性決策，則是指那些過去未曾發生過，一次性的決策。這種決策往往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和較大的成本，如開辦一個新公司，研制某種新產品，確定某種新戰略等等。但是這兩類決策很難絕對區分清楚。如果某一決策從來沒有出現過，當它首次出現時肯定屬于非規范性決策，但當隨后多次重復出現，它就變成了規范性決策。西蒙在早期研究中，重點在于非規范性決策，隨著后來的研究擴展，他對規范性決策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在西蒙的后期著作中，他特意區分了“刻意理性”和“習慣理性”，非規范性決策要求刻意理性，而規范性決策體現習慣理性。對于決策來說，習慣理性的形成至關重要。“因為習慣和常規不僅能有效地達到目的，而且還可以節省稀有和昂貴的決策時間和注意力。”所以，組織的活動在很大比例上是按常規進行的，常規本身就是一種“一勞永逸”式的決策。從決策成本的角度看，規范性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同時，當決策行為變成常規以后，管理者又必須用刻意理性來拷問常規，對常規產生質疑，進行審查和周期性修正。這種拷問和修正，又是以非程序性決策來完善規范的過程，即決策（常規性）中的決策（非常規性）融合的過程。西蒙的這一理論，跳出了規范性決策和非規范性決策孰輕孰重的爭論，克服了非此即彼的偏向。它的貢獻，實際上是對決策研究范式的完善和補充。
回觀和前瞻
在西蒙以前，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命題是完全理性與最優化原則。西蒙的決策理論，糾正了此前理性選擇設計的完美性偏差，從而拉近了理性選擇預設條件與現實生活理性局限之間的距離。瑞典皇家科學院也認為：西蒙對組織內決策的觀察和研究，看起來似乎比不上古典利潤最大化理論那么優美，但是卻提供了對某些管理領域的理解和預測更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說，西蒙不是追求理論的更加漂亮，而是追求理論的更加適用。
然而，西蒙只是作為一位管理學者看待決策的有限理性，沒有過多考慮政治因素在決策尤其是公共決策中的重要程度。或者說，西蒙沒有對決策進行“公”與“私”的區分，他追求的是決策的通用模式而不是特殊模式。因而，西蒙對非理性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非理性不同于有限理性，但卻是影響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是公共決策或政治決策中，非理性的作用更加明顯。從法國大革命的廣場狂熱，到中國文革的紅色海洋，我們處處可以看到非理性在現實中的巨大力量。對此，公共行政學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林德布魯姆則進一步指出，政策制定不是取得可用理性標準來判斷的解決方案，而是達成某種和解、調停和協議，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漸進決策理論。這樣，決策理論的研究，就有可能把非理性因素納入視野。或許，政治學、文化學甚至哲學等領域中的非理性研究，尤其是尼采和叔本華式的意志論，有可能對西蒙式的理性模式形成新的挑戰。
來源：《牛津管理評論》
公安備案號：340802020004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