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防控疫情的同時,還要防控中小企業倒閉,因為這不僅僅會影響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還會引發失業增加,帶來社會問題。這場保護中小企業的防控戰,需要政府和中小企業一起發力。
連日來,武漢疫情防控戰牽動著每一個人,為了疫情防控,需要人口避免大規模流動和聚集,而由此出臺了的一系列措施,企業復工延長、停工停產,制造業、房地產、基礎建設投資短期內基本停滯,餐飲、旅游、電影、交通運輸等行業受到巨大的沖擊。
1月31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將新型冠狀病毒列為“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世衛組織強調,這不是因為WHO對中國沒有信心,而是擔心病毒可能會傳播至醫療設施較弱的國家。同時,WHO強調不建議實施旅行和貿易限制。
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一些國家已經采取對中國公民入境的相關措施,以及臨時限制與中國一些城市的交通往來。雖然我們還不能評估“國際關注的公共衛生緊急事件”會在全球范圍內對中國經濟產生多大的影響,但是需要做好打一場硬仗的準備。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在關注疫情防控的同時,我也擔心中小企業如何渡過這個寒冬。按照恒大研究院的報告:“簡單估算,電影票房70億(市場預測)+餐飲零售5000億(假設腰斬)+旅游市場5000億(完全凍結),短短7天,僅這三個行業直接經濟損失就超過1萬億。”由此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有多大。
雖然經歷了2019年的努力調整,到了年底很多中小企業應該說只是“弱企穩”,自身的基礎就很薄弱,大家都沒有想到2020年開年,武漢疫情來襲,無論是心理上,還是策略上都沒有任何準備,尤其是現金儲備不足,在目前疫情防控時期,我更擔心一些中小企業的現金流斷裂。
所以,我才建議在疫情防控戰同時,還要打另一場防控戰,就是防控中小企業倒閉,這不僅僅會影響到人民群眾的日常生活,還會引發失業增加,帶來社會問題。
這場保護中小企業的防控戰,需要政府和中小企業一起發力,在特殊時期,政府要發揮主體作用,出臺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難關,保持中小企業群體發展的穩定性,從而為恢復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奠定堅實的基礎。
2002年11月-2003年6月,非典期間,國家財政政策方面,主要通過財政減免,補助補貼、國債支持三類支持措施抗擊非典。而在貨幣政策方面,總體保持穩健,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通過適當信貸傾斜等方式支持非典工作。
我不是一個做宏觀研究的人,但是因為與企業在一起工作的時間長,也了解企業真實的需求,試著從企業的角度去看對政策需要的內容,同時也借鑒一些宏觀經濟研究專家的意見,提出有關“另類防控戰”的一些想法,供決策部門參考,也供企業決策者參考。
借鑒2003年抗擊非典的經驗,國家需要及時推出相應的阻擊疫情政策,一方面應該加大與疫情相關的投入,包括科學研究、醫療救治、疫情防控物資,更需要加大一線醫護人員的補助。
另一方面需要加大減稅和幫扶中小企業的政策力度。適當減免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的增值稅,降低相關的所得稅。給予企業受疫情影響期間受損行業的財政補貼。兼顧企業和員工的利益,落實員工帶薪休假制度同時,延長假期及推遲復工期間的薪酬支付由企業去合理安排而非強制工資,減少企業因負擔過重而復工后加大裁員的現象出現,減免一些需要中小企業負擔的費用,降低企業的負擔。加大對參與捐贈的企業和個人行為予以所得稅抵扣,鼓勵社會捐贈。對于企業而言,可以考慮給予特殊時期還本付息延期支持,探討如何在貸款、金融等相關領域給予支持和幫助。
再者,如何盡快恢復生活物資的供應,如何平衡疫情防控和經濟與生活的恢復,是一個整體系統工程,也需要政府多維度地展開工作。
而針對中小企業而言,在疫情當下,就如我在前一篇文章(點擊藍字即可閱讀)所給的建議那樣,挑戰極限式降低成本,內部挖潛,建立內部共識,與員工達成命運共同體,協同員工一起共渡難關,企業經營者堅定自己的經營意志力,尋找更多的幫助,以及尋求行業間、行業內互助共生,用韌性和堅持,去克服困難。
讓我們一起打贏這兩場防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