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觀念里,“藍領”似與大學畢業生不沾邊,但時下,它或許將成為年輕人求職的重要選項,有關專家也認為,這將是大學生就業的趨勢所在。
日前,由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3年就業藍皮書》中表明,2013屆高校畢業生總體簽約進程與上屆相比明顯下滑,高校畢業生面臨的就業壓力大增。其抽樣數據調查表明,在我國,無論是本科畢業生還是高職高專畢業生,其基本工作技能普遍低于所從事工作崗位的要求。而由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胡瑞文主持的調查報告《大眾化階段畢業生供求趨勢預測與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的調查數據表明,壓力之下,未來十年,普通高校畢業生有40%左右需進入藍領崗位就業,成為知識型工人,知識型農民和知識技能型商業服務人員。
這意味著,隨著我國逐步向信息化社會邁進,更多高校畢業生將走向藍領崗位,“藍領知識化”時代正在到來。
藍領知識化的形成
由于高等教育畢業生數的急劇增長,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今后白領崗位的補充量已無法滿足高等教育畢業生的全部需求,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畢業后轉向藍領崗位成為必然趨勢。
胡瑞文指出,根據現階段我國的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就業崗位仍以藍領為主。近些年來,由于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數越來越多,每年普通高校畢業生約700萬人,已經占到了城鎮每年新增就業崗位(約1200萬人)的55%到60%,而在新增就業崗位中,白領職位不到30%,當中的落差決定了高校畢業生不可能全部進入白領行業。另外,由于現代產業和技術的發展,一些藍領崗位也需要提高知識的層次,需要更多有知識有技能的人。這些因素都將高校畢業生推向藍領崗位。
“加上這些年來高等教育不斷擴招,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逐步走向大眾化和普及化階段,各行業勞動者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胡瑞文說,從近20年的數據可以看到,藍領崗位受教育程度相比白領崗位提高得更加迅速:在過去20年中,白領崗位中大專及以上人才總量由1990年的1100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5208萬人,增長4倍;而藍領崗位中大專及以上人才總量則由1990年的103萬人猛增為2010年的2347萬人,增長22倍。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才的白領和藍領崗位數比值由1990年的9:1變化為2010年的7:3,今后這一比值還將進一步縮小。
從白領轉向藍領,這其中既有客觀形勢所迫,也是畢業生主觀調適的結果。胡瑞文指出,近年來,一部分新增藍領崗位已經逐漸與新增白領崗位收入接近。在《就業藍皮書》中,2013年本科和高職就業中“綠牌發展專業”包括地質工程、港口航道與海岸工程、船舶與海洋工程、石油工程、采礦工程等,絕大多數都是與藍領職位對口的理工類技術型專業。數據表明,這些專業近年來就業率持續走高、薪資走高,這些也成為吸引畢業生進入藍領職業崗位的一大原因。同時,隨著更多受到高等教育的大學畢業生的加入,藍領的整體形象也將得到提升。
事實上,即使藍領日益走向高薪,知識型技術工人的短缺仍然成為不少企業當前發展的瓶頸。全國各地以高薪急聘高級技工的企業比比皆是,但其中很多職位長時間虛位以待。相對于白領崗位普遍供大于求的難題,藍領崗位更多時候面對的困境是即使出高薪也招不到合格的技術工人。
《就業藍皮書》預測,到2020年,中國用人單位將需要1.5-1.6億名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其中又有1/3藍領人才,而如果勞動者的技能不能進一步得到提升,中國將面臨2000萬左右技能型人才供應缺口,影響工業化、信息化發展。
胡瑞文總結,在“高級技工荒”的背后,是我國在不斷提高生產力進程中必然要應對的挑戰。在許多行業,單純依靠投資和擴大勞動力數量的發展模式已經不適應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形勢。這表現在對勞動力結構的變化上,是在技術工種中需要更多既具有很強科學知識和實際操作技能,同時擁有扎實管理能力的骨干領頭人。從這個角度來說,“藍領知識化”也是當下人才培養過程中,從單純注重技能逐漸轉為知識、技能、才干“三管齊下”的轉化過程。
然而,由于當下高等教育與就業需求的脫節,“藍領知識化”進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礙。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都將數量和規模發展作為主要任務,盲目抓部分“熱門專業”的教育,課程設置上重知識而輕實踐,導致學科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質量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
另外,我國接納就業的主體仍然在企業,卻有太多的大學畢業生不面對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盲目考公務員、進機關事業單位,以求穩定的薪資和相對輕松的工作。這種對職業生涯的錯誤理解和草率規劃,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各企業的“高級技工荒”和社會上常見的“學不能致用”的現狀。
如何迎接藍領知識化時代?
在我國,絕大多數藍領崗位不論是薪資還是社會地位都不如白領崗位,這是客觀事實。“中國的傳統觀念是‘學而優則仕’,很多大學畢業生都希望畢業以后‘坐辦公室’而不是辛苦干活,”胡瑞文說。在精英教育普及化之后,隨著形勢的變化發展,這種傳統觀念要改變。在選擇所學專業之時應當結合自身興趣和社會需求考慮,面對巨大的就業壓力保持放松心態,適當降低期望值。“應當意識到,部分大學畢業生通過藍領崗位的實踐鍛煉和終生學習,也有不少人能夠上升到管理層和高級工程技術崗位。”胡瑞文說。
除了觀念需要改變,在“藍領知識化”到來的時代,整個高等教育體系也需要得到轉型和完善。胡瑞文認為,在課程設置上,學校等教育機構和部門要加強對學生職業技能的培養,不將文化知識作為考核的唯一指標,通過加強開設實踐課程,增加實習機會來鍛煉自身專業技能。
胡瑞文團隊研究報告同時指出,我國高等教育應由之前擴大規模為主的外延發展模式轉變為以結構調整、提高質量為中心的內涵發展模式,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要與經濟社會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相適應,對各級各類高等學校進行科學定位和合理分工,通過人才需求預測,調整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科類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規格,實現轉型發展。“目前來看,可以適當比例增設一些工科和農科專業,適當控制目前白領崗位對應的文科專業的招生規模,以適應經濟發展需要。工科生將來可做技術可做管理,文科相對就難為技術了,”胡瑞文強調說,“重要的是將重心下移,培養應用型人才、實干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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